特邀嘉賓

郭敏 咸寧市紀委監委第三審查調查室主任

董慧艷 咸寧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副主任

李文廣 咸寧市咸安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主任

王義超 咸寧市咸安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法官

本案中，戴有才向潘某某借款50萬元，未約定借款利息，至案發未歸還，為何認定戴有才構成違反廉潔紀律？戴有才既收受大額賄款，也多次收受小額賄款，其中收受彭某某以拜年拜節名義所送現金共計1.2萬元，是否計入受賄數額？辯護人提出，戴有才檢舉他人的犯罪事實成立，應構成立功，法院對此是否予以支持？我們特邀相關單位工作人員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戴有才，男，1989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湖北省咸寧市通城縣經貿局黨委書記、局長，通城縣交通運輸局黨組書記、局長，通城縣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任等職。違反廉潔紀律。2020年4月13日，戴有才向某科技公司董事長潘某某借款50萬元，并出具借條約定還款期限為2024年5月。案發時仍未歸還。違反國家法律法規。2021年，戴有才與胡某某等人賭博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通城縣公安局對戴有才處以行政拘留15日，并罰款3000元。受賄罪。2009年至2021年，戴有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多家單位和個人在項目承接、工程款結算等事項上提供幫助，收受財物折合共計174萬余元。其中，2009年至2016年，戴有才接受甲公司董事長曾某某請托，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甲公司在承接工程設計業務、結算工程款等事項上提供幫助。2013年12月，曾某某以27.5萬余元價格購買一輛新車送給戴有才。車輛登記在曾某某公司名下，未過戶給戴有才。2019年1月，戴有才以20萬元價格將該車輛賣給乙公司員工吳某某，并要求曾某某將該車輛過戶給吳某某。2012年至2013年，戴有才接受老板彭某某請托，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彭某某在相關項目承接、項目資金結算等事項上提供幫助，并多次收受彭某某以拜年拜節名義所送現金共計1.2萬元。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2年1月8日，經咸寧市委批準，咸寧市紀委監委對戴有才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2022年3月24日，經湖北省監委批準，對戴有才采取留置措施，6月23日，對其延長留置時間3個月。

【黨紀政務處分】2022年9月7日，經咸寧市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并報咸寧市委批準，決定給予戴有才開除黨籍處分；由咸寧市監委給予戴有才開除公職處分。

【移送審查起訴】2022年9月9日，咸寧市監委將戴有才涉嫌受賄罪一案移送咸寧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咸寧市人民檢察院指定咸安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提起公訴】2022年9月30日，咸安區人民檢察院以戴有才涉嫌受賄罪向咸安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3年11月24日，咸安區人民法院判決戴有才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九個月，并處罰金三十萬元。判決現已生效。

戴有才向潘某某借款50萬元，未約定借款利息，至案發未歸還，為何認定戴有才構成違反廉潔紀律？

郭敏：實踐中，以借為名型受賄是指國家工作人員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財物的故意，“借款”只是幌子，且行受賄雙方對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而借用管理和服務對象錢款的違紀行為以及合法民間借貸行為，則體現為國家工作人員在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財物的故意，雙方達成真實借款的合意。如果借用的是管理和服務對象的錢款，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是違反廉潔紀律的違紀行為；如果借用的不是管理和服務對象的錢款，也不影響公正執行公務，則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民間借貸行為。

董慧艷：本案中，戴有才向潘某某借款50萬元的行為構成違反廉潔紀律。理由如下：一是根據在案證據，潘某某沒有明示或者暗示戴有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其謀取利益，戴有才亦沒有承諾或實際為潘某某謀利，不符合受賄罪的構成要件；二是戴有才具有真實合理的借款理由且有歸還的意思表示，其向潘某某出具借條約定2024年5月為還款期限，雙方達成借款的合意，在被留置后戴有才仍積極歸還借款；三是潘某某實際控制的公司位于戴有才職權管轄范圍內，系戴有才的管理和服務對象，戴有才向潘某某借款，可能影響其公正執行公務。根據2018年《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條規定，借用管理和服務對象的錢款、住房、車輛等，影響公正執行公務，情節較重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實踐中，“影響公正執行公務”不限于已然發生的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情況，也包括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情形。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根據實踐情況進一步完善，在第九十九條明確規定借用管理和服務對象的錢款、住房、車輛等，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根據情節輕重給予黨紀處分。本案中，潘某某與戴有才的主觀心態和客觀行為均表明雙方對借款行為具有共同認識，戴有才雖不構成受賄，但其行為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損害了公職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應認定其構成違反廉潔紀律。

2013年，曾某某以27.5萬余元價格購買一輛新車送給戴有才，未辦理過戶手續，2019年1月，戴有才以20萬元價格將該車輛賣出，該起事實中，戴有才的受賄數額如何認定？

董慧艷：經查，2013年，曾某某為感謝戴有才此前的職務行為，以27.5萬余元的價格購買一輛新車送給戴有才，車輛未過戶。2019年1月，戴有才將該車以20萬元價格賣出，并要求曾某某將該車正式過戶給買受人吳某某。在該起事實中，對于戴有才受賄數額的認定產生了爭議。第一種觀點認為，戴有才的受賄數額為2013年曾某某的購車價27.5萬余元；第二種觀點認為，戴有才的受賄數額為其2019年出售車輛時的價格20萬元。我們經分析研討，支持第一種觀點。

第一，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房屋、汽車等物品，未變更權屬登記或者借用他人名義辦理權屬變更登記的，不影響受賄的認定。本案中，2013年，戴有才收受曾某某所送汽車時，主觀上明知該車輛是其此前職務行為的對價，收下車輛后，就對該車輛實際控制、使用。曾某某送給戴有才車輛的行為符合權錢交易的本質特征，雙方對此心照不宣，應認定戴有才構成受賄既遂。

第二，受賄犯罪數額應當根據非法占有的對象價值來確定。本案中，準確認定戴有才的受賄數額，關鍵在于厘清戴有才2013年收受車輛行為與2019年出售所收車輛行為的區別。根據戴有才供述和相關證人證言，之所以將該車輛登記在曾某某公司名下，未辦理過戶手續，系為了掩飾行受賄行為，規避組織審查調查，戴有才上述行為已經構成受賄既遂。2019年1月，戴有才以20萬元出售該車，并要求曾某某將車輛過戶給買受人吳某某。戴有才的行為本質上是處置其2013年受賄所得的車輛。經過價格認證，戴有才2019年以20萬元價格將車輛出售給吳某某，符合當時的市場價格，其與吳某某之間不存在權錢交易行為。由此可見，戴有才非法占有的對象是曾某某2013年的購車款27.5萬余元，而非2019年的售車款20萬元。綜上，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該起事實中，戴有才受賄數額應認定為27.5萬余元。

戴有才收受彭某某以拜年拜節名義所送現金共計1.2萬元，是否計入受賄數額？實踐中，國家工作人員多次收受小額財物，哪些情形應當累計計算受賄數額？

董慧艷：戴有才案涉及多筆受賄事實，有的行賄人賄送金額累計達到了3萬元的受賄罪追訴起刑點，有的行賄人賄送金額累計未達受賄罪追訴起刑點，在認定時產生了爭議。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規定，對多次受賄未經處理的，累計計算受賄數額。“未經處理”既包括達到定罪標準的未受處理，也包括未達到定罪標準的未受處理。如果行為人多次收受多人小額賄款，雖然每次均未達到受賄罪的追訴標準，但多次累計后達到定罪標準的，也應當依法定罪處罰。經查，戴有才共收受八名行賄對象的賄款共計174萬余元，其中有七名行賄人行賄金額累計達到3萬元以上，一名行賄人即彭某某累計行賄1.2萬元。

相關證據證實，2012年至2013年，戴有才接受老板彭某某請托，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彭某某在相關項目承接、項目資金結算等事項上提供幫助，并多次收受彭某某以拜年拜節名義所送現金共計1.2萬元。第一，戴有才存在為彭某某謀利和收受財物的行為，且主觀明知收受的財物是其職權和謀利行為的對價，符合受賄罪的構成要件。第二，受賄罪侵犯的法益是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受賄數額是受賄犯罪社會危害程度的重要判斷因素，故收受財物的行為是否構成受賄罪，關鍵在于收受了多少財物，而不在于收受了多少人的財物。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行賄人財物價值3萬元以上，可以是單筆數額，也可以是累計數額，可以是收受一人財物的價值數額，也可以是收受兩人以上財物的價值數額。因戴有才還收受其他人賄賂款物，總金額達到定罪標準以上，因此應將該1.2萬元計入受賄數額。

李文廣：受賄罪的本質是權錢交易。行賄人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指向的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和職務行為，國家工作人員主觀上認識到行賄人交付的財物是其職務行為的對價，并利用職務便利為行賄人謀取利益，則構成受賄罪。在認定時應當注意全面審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與相關證人的證言是否一一對應，特別是受賄時間、地點、金額以及對應的請托事項是否基本一致。

在入罪數額上，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條、“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受賄數額在三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的，或者受賄數額在一萬元以上不滿三萬元，具有多次索賄或者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或者為他人謀取職務提拔、調整情形的，構成受賄罪。

實踐中，國家工作人員多次收受小額財物，受賄數額應當累計計算的情形主要包括以下三種：第一，國家工作人員多次收受多名有具體請托事項人員小額財物的，如果每次收受的財物都與明確具體請托事項對應，應當將行為人多次收受的財物累計計算，累計后達到定罪標準的，即可以依法定罪處罰。

第二，國家工作人員受請托之前雖然收受了財物，但該財物并無具體的指向，則可能存在“感情投資”行為，前期感情投資系為之后請托行為作鋪墊，并促成了請托行為的實現，在此情形下，應對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的行為進行整體評價。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請托人財物，受請托之前收受的財物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應當一并計入受賄數額。例如，請托人一開始沒有具體請托事項，以拜年拜節名義多次送予黨員領導干部財物共計1.1萬元，后為承接項目又送5萬元。對此，應當把這些連續收送財物行為視為一個整體，將黨員干部多次收受的財物累計計入受賄數額。

第三，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者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即構成受賄罪。上述情形中的“價值三萬元以上”可以是單筆也可以是多筆累計計算。是否可能影響職權行使，一般可以從雙方關系、經濟往來情況、是否存在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施加影響的意圖等方面具體判斷，以排除正常的人情往來。

辯護人提出，戴有才檢舉他人的犯罪事實成立，應構成立功，法院對此是否予以支持？本案在量刑時具體有哪些考量？

王義超：法院對于辯護人所提上述辯護意見不予支持。根據刑法第六十八條規定，犯罪分子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的，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立功必須是犯罪分子本人實施的行為。據以立功的他人罪行材料應當指明具體犯罪事實；據以立功的線索或者協助行為對于偵破案件或者抓捕犯罪嫌疑人要有實際作用。犯罪分子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時沒有指明具體犯罪事實的；揭發的犯罪事實與查實的犯罪事實不具有關聯性的；提供的線索或者協助行為對于其他案件的偵破或者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抓捕不具有實際作用的，不能認定為立功表現。犯罪分子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提供偵破其他案件重要線索的，必須經查證屬實，才能認定為立功。審查是否構成立功，不僅要審查辦案機關的說明材料，還要審查有關事實和證據以及與案件定性處罰相關的法律文書，如立案決定書、逮捕決定書、偵查終結報告、起訴意見書、起訴書或者判決書等。

具體到本案，戴有才于2021年11月與胡某某在參與賭博時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戴有才被留置后，向監察機關提供胡某某多次邀約、組織公職人員賭博的線索。市監委將該問題線索移交公安機關。公安機關此前已掌握胡某某涉嫌賭博罪的相關線索，2022年12月，胡某某因犯賭博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戴有才揭發行為對胡某某被刑事追訴不具有實際作用。因此，戴有才的行為不構成立功。

經查，戴有才累計受賄數額為174萬余元，數額巨大，幅度刑應為3年至10年有期徒刑。戴有才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可以從輕處罰；其親屬代其退繳部分贓款，可酌情從輕處罰；自愿認罪認罰，可對其從寬處理。本院綜合考慮戴有才的犯罪事實、情節等，最后決定以戴有才犯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四年九個月，并處罰金三十萬元。戴有才認罪服判。